工作报告，范文中的一种形式。它是指党的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上级机关或法定对象汇报工作。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运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结合实际撰写一份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合集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运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结合实际撰写一份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篇1
时间：学习完教材第八至第九章之后。
运用公共政策概论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结合实际写一份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字数在1500字左右）
指导：题目要求撰写一份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没有标准答案，只要大家写的有题目有内容、有头有尾、有条理够字数，能自圆其说就可以。可供参考的：
1．关于公务车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2．广州市交通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3．城市医疗卫生改革问题的思考
4．广州市教育消费问题的调查
5．网吧管理的现状与思考::
例如：公务车改革的探索对北京车改的调查研究
我国现行机关,单位公务用车制度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管理框架,而实际的管理严密程度又早已大大降低,其低效与浪费很久以来一直遭人们诟病.与当前节约型财政,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时代要求相对比.更显得极不相符.但是公车改革的难度极大.是公共部门改革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近些年来,地方上却已有一些自发进行的公务用车的改革尝试.鉴于这一改革的难度.地方局部改革中的经验,得失,都值得重视和借鉴.本文在对大庆市公务车改革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地方的情况和国际的经验,对我国公务用车改革试提出一些初步认识.
一、现行公务车存在的问题
(一)公私难分.运行成本高,效率低,产生巨额财政负担在现行的公务用车制度下.普遍存在公车私用问题.容易发生竞相购车,相互攀比.购超标车,每年形成数额巨大的人头费,燃油费,养路费,维修费等支出费用.省市县主要领导基本一人一车.使用率只是市场运营车辆的十分之一;有专家测算.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则高达数万元.每辆出租车的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
(二)公车不公,损害党政干部形象.滋生腐败公车不"公"日益严重,"公车公用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即公务用车大约仅三分之一用于真的公务.有的领导干部上班时间由司机驾车.下班后和节假日自己开车,甚至有一部分干脆全由自己驾车.让在编司机"休息".公车不公成为难以遏制的"顽症".公车
维修中也有深不见底的"黑洞",加之超标配车.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不正之风的愈演愈烈."屁股底下一座楼"是人们对官员公车的讽喻.
(三)不利于城市交通与民族汽车产业的发展公车的过高比重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北京车改:措施,成效及问题
“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日前出台的《“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公车限行的新规定，引起公众热议，也引发社会对公车改革的思考。
北京机动车按尾号每周限行一天的措施已经实施三年多了。如果把这一限行措施推广到全国所有公务车，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
“如果真要落实公车限行规定，必须出台一系列的监管措施，还要付出很大的监管成本；真正要执行好，工作量很大。”
“公车限行可能只是有关部门的一种倡议，是建设节约型社会、节约型政府而向公共部门发出的呼吁，并不是有约束性的制度；如果真要落实，会面临很多困难。
专家认为，要真正落实公车限行，除要区分公车、私车牌照等措施外，政府还必须控制公车总量，防止各部门通过增加车辆来规避限行规定。公车改革被屡屡提起，但一直是个有相当大难度的问题。
“公车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内在改革动力，其根源是公车消费缺乏监督。”“目前，凡车改成功的地方都是由于当地„一把手‟重视，把车改当作„一把手工程。”“只有让公务消费活动逐渐走到„阳光下‟，在制度上让公众参与公车改革的决策和监督，才能彻底消除公车滋生腐败的可能。”车改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绝不是无法破解的难题。
据了解，目前不少地方在进行车改探索，模式不一，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公车货币化，二是公车集中管理，三是前面两种模式的结合。
(一)公务车改革的措施.北京车改以公务用车的市场化,社会化和货币化为方向,逐步建立起机关后勤保障工作新体系和新机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要点包括:
1."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处级以下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仍执行原制定的经费包干办法,同时提倡和鼓励"老人"交车,买车,改领交通费.
2.测算确定交通费发放标准.标准定低了,影响工作,大家不认可,改革无法启动.标准定高了,会有人认为乘改革之机搞福利,引起不满.（二）综合测算确立了一套标准.在20012年又经过一些调整.具体如下:费用标准(调整前):费用标准(调整后):职务等级元/月元/月正处级15001500副处级12001200科级120240副科级120180一般干部1001003.司机的安置.车改直接触动的是汽车使用者(乘车人和司机)的利益,对司机的安置是车改能否顺利进行的又一关键。
运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结合实际撰写一份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篇2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运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结合实际撰写一份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篇3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媒体以其影响力表达民众呼声,形成媒体舆论,并促使社会话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快捷性促进政策制定的高效化;多元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开放性增进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
媒体的含义及作用
媒体一词来自拉丁文,音译为媒介,意为两者之间。它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从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间承载并传递信息的载体和工具。也可以把媒体看作为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传统媒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还包括户外媒体如路牌灯箱的广告位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衍生出新兴媒体如IPTV、电子杂志等。本文所说的“媒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信息的物理载体(即存储和传递信息的实体),如书本、挂图、磁盘、光盘、磁带以及相关的播放设备等;另一层含义是指信息的表现形式(或者说传播形式),如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
媒体有着传递信息、协调管理、教育娱乐功能,同时还具有监测社会环境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媒体也肩负着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公共政策的介绍及其性质
公共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策领域,公共政策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阶级性;价值相关性;合法性;权威性;强制性;多功能性。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有一个生命过程,即政府过程,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即政策制定阶段为:公共问题的产生;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建立;政策规划;政策合法化。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应采取合理的措施,有效地利用媒体,使其对公共政策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一、媒体的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热情
二、媒体的多元性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兼顾各方利益平衡
三、媒体的开放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四、媒体的便捷性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高效化
联系实际例子
例一:2003年湖北打工青年孙志刚因无暂住证,在广东被收容致死,消息在网络上激起强烈讨论,形成强大的取消暂住证管理制度的民意,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实施21年的5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6随之被废除;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再次掀起一波网络舆论大潮,推动了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改革,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日本企业王子制纸在南通设立的造纸工厂为了方便含致癌物质的废水流入大海,正在建设一条全长110公里的排水管道。2012年7月,当地群众为阻止施工,在市政府门前抗议,场面一度失控,因此,南通市紧急宣布“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事件得以平息。近些年来,我国因为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引发了诸多的群体性事件。如7月2日,因担心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陆续有市民到什邡市委、市政府门口聚集,并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最后市政府叫停这一项目。此外,还有今年初的天津市民抗议PC项目,去年大连市民反对PX项目等。一个社会公共问题只有在被提上政策议程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公共政策问题。一般而言,公民总是作为消极、被动的政策遵从者而存在。网络信息的共享性,打破了政府垄断决策信息的局面,有效消弭了公民之间、公民与决策主体之间在信息占有、支配和使用方面的差异,为私人主动提出公共政策问题提供了宽松的平台,使公共决策主体走向大众化。
例二:2007年6月5日,《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发在河南的大河论坛上,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截至2007年6月12日,大河网上该帖点击率超过31万。6月7日,这篇帖子被转帖到天涯杂谈后,短短6天时间,该帖更是获得了高达58万的点击率和3000多篇回帖。众多论坛均以“紧急呼救”和“全国网友都在转发”的标题将此帖置顶,迅速将此事传播到全国。这次“网络上访”震憾了百姓的心灵,在网上和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行动,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等同志都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依法严肃查处。
例三:2005年3月21日,兰州大学张正春教授到圆明园游玩时偶然发现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随即于3月24日向《人民日报》记者打电话告急。经过《人民日报》的披露,其他媒体纷纷跟进,国家环保局于3月1日叫停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并要求立即补办环境评价审批手续。至此一系列的事件开始浮现在公众面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公布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听证会、环保总局首次点名批评不负责任的环评机构、首次公开敏感项目的环评报告等。在此事件中,媒体为政府依法公开行政与公众理性参与相结合提供了一个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板。公众能够充分地参与公共事件,更加信任政府,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满意度也会大大提高,而且在圆明园事件中又体现了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化关系及矛盾,即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环保、水利、文物、园林之间,代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公众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例四:2004年,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透露,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一石激起千层浪,在8日早上的7点59分,新华网发展论坛就有网友上首贴,截至到当天晚上的11点27分,已经有330条回复,绝大部分持否定态度。此后数天,全国网络媒体进行全面跟踪报道和开展公开讨论,基本都是反对态度。在政策辩论已经非常充分的基础上,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正式表态说,“延长退休年龄并不是当前中国立即需要实行的政策”,同时他透露正在吉林、黑龙江开展试点。通过这次“网络决策气球”释放,政府非常巧妙地收集网络舆情与民意,稳妥地将决策匡正在符合民意的范围之内。聚合各种民意资源,缓和社会公共危机。
